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之用兵风格
【作者】 张云韩洪泉
【报纸名称】湖南工人报
【出版日期】2012.07.04
【版次】07
【入库时间】20120820
【全文】
曾国藩
左宗棠
李鸿章
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三人，分别生于1811年、1812年和1823年，除李鸿章稍小外，基本可视为同一代人，从渊源上看又同出自于湘军一系，但其思想性情大不相同，表现在带兵从政以及为人处世上，也就各不相同。
曾国藩：土气
曾国藩之“土气”，不是“土包子”“土老帽”的土，而是指他善于从传统兵学中取经寻宝，以为当世之用。“论者谓国藩所订营制、营规，其于军礼庶几近之（按：指戚继光）。”他还有点迷信天命，认为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左右着事业的成败。曾国藩亲自指挥的战斗大多不利，如靖港之败以及在江西的坐困，他进而迷信这是天意，因此在后期的作战中往往坐镇后方，不肯亲临一线指挥。
自认为“临阵指挥，非其所长”的曾国藩，有着成熟的用兵思想和深远的战略眼光。他主张结硬寨、打呆仗，集中优势兵力以消灭敌人，变更主客之势以掌握主动，都是极有见地的军事思想。
作为战略家的曾国藩，最为当之无愧。早在建军之初他就认识到：“今之办贼，不难于添兵，而难于筹饷；不难于募勇，而难于带勇之人；不难于陆战，而难于水战。”在此认识基础上编练的湘军水师，对于后来的一系列胜利功不可没。他最早提出“谋金陵者必踞上游，法当舍枝叶图根本”的战略构想。在战争中期态势不甚明朗之时，他向统治者分析形势说：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军有两种，一种是“流寇”，一种是占据城池的“窃号之贼”，镇压“流寇”需要四面围堵，镇压“窃号之贼”则需要剪除枝叶、进捣根本，一旦攻其老巢，各路“游贼”就会纷纷回救，官军就可以聚而歼之：太平天国的根本在于天京，要攻南京，就必须先驻兵于滁州、和州一带，才能打破南京的外部屏障，切断其粮草供应；而要进军滁、和。又必须先围安庆，兼围庐州，各路太平军必然前往救援，湘军可以乘机打几场歼灭战，为进攻天京做好准备。后来的战争发展完全印证了曾国藩的判断，让人不能不佩服他的战略眼光。
左宗棠：大气
自古用兵，以正合，以奇胜，奇正结合，方能百战不殆。曾国藩用兵重正而舍奇，所以被左宗棠耻笑为拙于兵事。相比之下，左氏用兵不同于曾国藩，于奇正结合中更显巍为大气。他主张用兵要有“视天下事若无不可为”的坚定信心，并把作战比作下棋，认为若“举棋不定，不胜其祸矣”。左宗棠的“楚军”以老湘军为班底，人数并不多，后来所部渐多但来源较杂，在装备和财源上又没有李鸿章淮军的便利条件，他最终能成就大事，足见指挥有力。在浙江的作战中，他不急于攻下省城，既“前瞻”杭州，又“回顾”后方，把手中的数万部队调拨得井井有条，不计一城一池之得失，而侧重于消灭太平军的有生力量，并造成必胜的态势，最终实现了收复全省之功。随后他奉命北上“剿灭”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，在分析形势后确定了“先捻后回、先秦后陇”的战略指导方针。收复新疆一战是他最为得意之作，此战之所以势如破竹、一气呵成，主要在于他定下的“先北后南、缓进急战”的战略方针的正确。
左宗棠为人狂傲不羁，用兵却从不大意。他好算、能算，善于料敌决胜，认为：“不同兵情，因贼势而生”；“用兵一事，先察险夷地势，审彼己情形，而以平时所知将士长短应之，乃能稍有把握。其中有算至十分而用之七八分已效者，有算至七八分而效过十分者。”故而他自称“每发一兵，须发为白”。曾国藩也认为左宗棠用兵“谋划之密，远出国藩与胡宫保之上”。
李鸿章：洋气
李鸿章虽出身科举，但思维开放、头脑灵活，勇于接受新鲜事物，长于思考军国远略。他写信告诉曾国藩，如果采用西方火器，并仿效西式练军方法训练“洋枪队”，“平中国之贼”是绰绰有余的。这种思想在曾国藩那里是绝对行不通的，好在李鸿章已经有了相当的自主权力而不再受曾国藩的约束。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大胆施行了，仅过半年时间，所部中原来的小枪队已经全部改为洋枪队，逐日按西法训练，同时成立了春字营炮队。到次年夏天，所部陆营洋枪已多达一万五六千支。1865年春，每营之中洋枪已有400余支，少的也有300余支。因为新式武器均从西方引进，结构复杂，李鸿章特意雇用一批外籍军官指导武器使用和士兵操练。
淮军以新式火器为主的装备，与湘军以冷热兵器并存的装备形式不同，也就必然导致编制上的革新。李鸿章的淮军之中，大大改变了湘军旧有营制，各部军中大都有洋炮队，并建立了巡抚直辖的巡标亲兵炮队，这种与步兵分离、归统帅直接掌握的炮兵部队，与现代军队中的炮兵旅、炮兵团相仿。这在中国军事史上，恐怕也是前所未有的。
太平天国败亡后，曾、左、李三人都曾以钦差大臣督师参加对捻军的征剿，从战略而言各有侧重，如曾氏“以静制动”，李氏“扼地兜剿”，左氏“长围圈剿”，其总原则却无外乎“以静制动”、“觅地灭贼”八字。三人在执行上有许多差异。曾国藩过于谨慎，被动设防，以致“师久无功”。“李鸿章、左宗棠则把守与攻、堵与击、围与剿紧密结合，运用得心应手，遂以成功。李、左之间，又各有特点，李鸿章善借地利兜剿，左宗棠善布长围攻剿。”三人用兵思想的差异及效果的不同，由此亦可见一斑。
（摘自《湖湘文化》）